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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州安付pos機一清機
3月29日,由新華社山西分社、新華網聯合推出的長篇通訊《神州答卷丨晉者,進也——山西全方位推動高質量發(fā)展譜新篇》在新華網首頁頭條播發(fā)。內容介紹了山西肩負能源保障和改革試點雙重使命、推動改革創(chuàng)優(yōu)環(huán)境、生態(tài)保護與修復一體推進、城鄉(xiāng)區(qū)域協調共進4個方面,展現了山西全方位推動高質量發(fā)展的生動實踐。
文中重點提及了山西省委省政府制定了《以汾河為重點的“七河”流域生態(tài)保護與修復總體方案》等政策,堅持“控污、增濕、清淤、綠岸、調水”五措并舉,引領汾河等主要河流治理從單純治水向整體修復轉變。
“母親河”汾河全流域13個國考斷面全部退出劣Ⅴ類水質,“一泓清水入黃河”的盛景正在成為現實。
汾河水之源
發(fā)源自晉北的汾河,是黃河第二大支流,一路向南縱貫大半個山西,全長716千米,流域面積近4萬平方公里,在兩山之間的黃土地帶沖積出一片狹長的平原,包括太原盆地和臨汾盆地在內,皆是土壤肥沃、良田千里,極利于農業(yè)的發(fā)展,塑造了黃土高原上的“天府之國”。
因此,汾河被稱為山西“母親河”——山西地理環(huán)境的變遷,“造”出了一條汾河。
歷史再往前到先秦時期,彼時汾河所在的太原盆地,其實是氣蒸九澤、洪波涌起的一片浩大水域。
《中國國家地理》曾利用現代遙感技術、地質手段與古籍、實地考察相結合的方法,得出一個結論。《爾雅·釋地》中所記載的當時全國“十藪”之一“昭馀祁”,就曾是位于介休以北、交城以南、汾陽以東的面積在數萬頃的巨湖。
《水經注》也用優(yōu)美的文字描述了汾河的源頭:“汾水又南,與東、西溫溪合,水出左右近溪,聲流翼注。水上雜樹交陰,云垂煙接。自是水流潭漲,波襄轉泛……”
只是后來,在河流改道和氣候水土等環(huán)境綜合變化的影響之下,這片汪洋經歷了漢代和唐宋的兩次淤縮,便已再無昔日洪濤,伴湖而生的汾河水,也就成為了現在這個水繞盆地的新容貌。
但也正是源自歷史里的豐澤之地和如今依舊不斷流淌的汾河水,讓太原盆地的一段靠近呂梁山的杏花村里釀出了千年不衰的汾酒。
也因著這千年湖泊的滋養(yǎng),讓杏花村這里積蓄了釀酒所用的絕佳之水,就是那品質優(yōu)良的巖溶地下水,同時在一側呂梁山的天然遮擋下,也讓汾酒有了可持續(xù)性的降水來源。
呂梁山的臂彎
呂梁山是歷史上有名的大山,著作于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的《禹貢》就有對它的記載,并且認為是大禹治水時曾經從這里經過。
呂梁山,在今山西汾州府永寧州東北一百里,與交城縣接壤,即大禹治水所經處也。其山巨石崇竦,壁立千仞,河流激蕩,震動天地。
在杏花村西側有一座水量豐沛的巖溶地下水庫,坐落于呂梁山脈下。
山脈之上,是約五萬公頃的針闊葉混交林,相當于珠峰保護區(qū)的森林面積。就是這片森林增加了該地區(qū)的入滲地下水補給,起到了涵養(yǎng)水源的效果。
山脈之下的水資源,富含鍶、碘、鋅、鈣、鐵等多種對人體有益常量和微量元素,堪稱巨型“地下水庫”。
《中國國家地理》的研究認為,呂梁山脈的寒武—奧陶系可溶性灰?guī)r地層中有豐富的褶皺、斷層、裂隙,這為大氣降水及地表水的滲入補充打開了快速通道。而雨水在下滲過程中,經過這些灰?guī)r組成的天然濾芯后,品質也已得到了提升。
同時,在汾河的下切侵蝕作用下,已變得更純凈的地下水紛紛從其富集區(qū)的東側,出露成泉。
這其中一個“大出口”就是郭莊泉,泉域跨交口、汾陽、孝義、靈石和汾西、霍州、洪洞等地,是這些縣市主要給水來源。泉域面積多達5600平方公里,橫跨臨汾、晉中、呂梁。
郭莊泉也是杏花村汾酒的水源地之一。
據了解,郭莊泉有馬刨泉、方四泉、東灣泉等大小泉眼60多個。
1991年,汾酒在郭莊泉上游的巖溶水域新鑿出了一口5號井,井深840米,井水清澈透明、清洌甘爽、煮沸不溢、盛器不銹、洗滌綿軟。
干凈的酒,從水開始
山西地理研究專家,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副所長、教授、博士生導師安介生認為,汾酒的培育與養(yǎng)成,乃至成為世界級的名酒,與其周邊地域環(huán)境有著最直接的關聯,其周邊環(huán)境(特別是水環(huán)境)是汾酒培育與養(yǎng)成的“母體”。
“認知與保護汾河流域水環(huán)境與景觀生態(tài),對于研究汾酒的歷史演變,發(fā)掘汾酒文化的精髓,有著非常重要的價值?!卑步樯f。
▲汾河流域太原段
據其研究發(fā)現,唐代晉中地區(qū)的發(fā)展,與當時的水環(huán)境改善及水利建設有著密切的關聯。太原三城依水為城,與水相依;而汾州在當地官員及百姓的努力建設下溝渠縱橫,水域生態(tài)良好。
就地域環(huán)境的細節(jié)而言,唐詩中所提到的“汾陽花”“杏葉鞍”以及汾州詩人薛能所作“杏花詩”,特別是唐代偉大詩人杜牧的《清明》,更能為汾酒以及杏花村早期歷史提供確鑿無疑、很有價值的史實依據。
而從地理位置看,古時候的呂梁,一直處于農耕文明與游牧民族的交界前沿。中原文化的溫厚重義,與游牧文化的豪放仁俠,在呂梁交織融合。
生活在這種環(huán)境中的呂梁人,性格中多多少少都沾染了些豪爽、堅韌。
被康熙評價為“天下第一廉吏”的于成龍就是一個例子,他因著堅韌、剛毅的風骨,成為清代官場上的一股清流,這“一清到底”的個性卻也與汾酒有著相似性,或許這就是呂梁這方水土的個性。
也難怪,在于成龍懷著喪母之痛走馬上任福建按察使,與同鄉(xiāng)故友章吉仁久別重逢,特意拿出了帶在身邊的山西杏花村老白汾。熟悉的味道,綿甜的清香,緩入喉腸而百感交集。
有人說,即便在今天,煤炭已然成為呂梁,乃至整個山西的標簽,但在呂梁普通人的心中,更有吸引力的,還是樹梢的紅棗、核桃,枝頭的沙棘,杯子里的汾酒,以及筷子夾的美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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